制定广州旧城改造规划所涉及的最重要问题首先是对旧城的历史人文价值的认识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极大：第一，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开发商，口头上都会说要重视、要保护，但是如何才算是重视和保护，没有一个可以检验的明确标准；第二，老百姓也难以讲清楚这种价值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历史人文价值常常并不表现为民生利益问题；第三，专家也会有意见分歧，更不用说许多专家有可能从属于各种利益集团。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旧城的历史人文价值是一个很虚涵、很空泛因而是很无力的概念。正因为在价值观念上的认识混乱、软弱无力，导致在现实中的旧城保护往往只能在已经被列入各种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上做文章。但是，即便这样也仍有许多文物保护单位被拆毁或被挪用作不符合文物保护性质的用途。于是我们又可以认识到，关于历史人文价值的认识问题如果不真正解决，即便是退守到最后一步也仍然是无法守住的。
在当今的行政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压倒性力量、指标式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性的经济学考量等面前，旧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显得既很复杂也很脆弱，单纯地从工具理性上是无法唤起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重视的。它是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事物，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带有与世俗性相抗衡的神圣性意味，它所要求于人的不仅是理解，而且还有信仰。
就像在法律这么世俗的事务中同样存有神圣性一样，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一座旧城池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同样需要被信仰，否则一时一地的保护和反对拆迁最终都是徒劳的。只有从人的心灵深处拥有了感情、信仰、神圣性，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价值、认同这种价值。
在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时候引入神性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呢？公共政治是否应该对这种高度精神性的价值观念负有责任呢？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过，“一个人只要在回忆和认识自己从何而来，他便是在认识神”。这句话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宗教妄语，而是古代文明中人对现实与历史关系的深刻把握，它维系的是物质生活与精神家园的神圣联系。
还需要细心思考的是，这种除了理解之外还必须被信仰的旧城人文价值并非只是面对过去，而且兼有面向未来的意义———这一点最容易被改造者、拆迁者们所忽视，他们总是会指责旧城文化守护者只是沉湎过去、总是与生气勃勃的面向未来的建设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这种指责真的是错了，因为从逻辑上说，如果人类失去了关于自身存在的记忆，等于使现在的一切毫无意义；如果人类根本没有了对历史人文价值的珍爱和眷恋，眼下一切轰轰烈烈的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长期以来旧城拆迁改造的惨痛记忆。谁能否认那种以政绩和经济生产值为单方考量的发展观导致我们的历史文化物质遗存急剧消失的悲剧已经发生得太多、太惨不忍睹呢？！难道这不是因为在文化价值观念中毫无敬畏之心所造的孽吗？！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孤立的，旧城人文价值的被遗弃与都市中摊涂遍地的拜金主义、人欲横流息息相关，人对家园情感的淡漠正是和人与人之间爱心的泯灭息息相关；城市的历史人文价值的被毁弃、被嘲弄，难道还不是人性逐步丧失的结果吗？！如果我们只看到在旧城的废墟上会出现的高楼巨厦，而看不到与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深重危机，那真是心灵上的瞎子。
关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最常见的就是把它们对立起来，如主持旧城改造的人往往会以发展作为依据、以对旧城的牺牲作为值得付出的代价。其实，世界上的古城很多，它们在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中心、旅游中心，根本的前提就是它们未被大规模改造、从未认为为了“发展” 就必须牺牲过去。
“发展论”比较容易迷惑公众认识的地方在于，它宣称城市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淘汰旧的事物是必然的，老城市要变为新城市也是必然的。这种“必然论”其实是经不起论证和反思的。从逻辑上说，新与旧的关系就并非只有淘汰、取代、消灭这样的可能性；从现实生活中看，多少老城市就是一直保持着老城旧貌，社会进步、生活改善都没有、也不需要一定以消灭老城为“代价”。
在20世纪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保护历史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环境的斗争以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和1987年的《华盛顿宪章》为取得国际共识的重要标志，许多国家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视作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标准。
在具体运作上，一方面是由政府列为保护对象的历史建筑与文化环境处所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在法规制度上对拆迁、重建、修葺等工程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
再看一个很值得记取的教训。1925年，杰出的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中心城区的庞大计划，巴黎老城将荡然无存，将要崛起的是一个以对称配置的十字型摩天大楼和架空高速公路为特征的新巴黎。他的豪迈宣言声称：“巴黎将就地改造，无须回避。每个世纪、每种思潮都应该铭记在它的石头上。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形成生气勃勃的巴黎形象。”后来法国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幸亏这个方案未被实施，否则这将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多么深重的劫难！
由此我联想到，有些官员总是善于以对发展与保护两不误的战无不胜的辩证法则、以对当下广州老城民生的貌似关怀来描绘旧貌变新颜的蓝图，我认为这些智商、策略、计谋等等只能逞一时之功利，它们的胜利只能带来历史文化价值的劫难和人们心灵中的深刻危机。
不能因为旧城的历史人文价值观念看似无形无踪而轻视它；更不能因为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念中必然包涵有普世原则而敌视它。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的确是软弱无力的话，那么就把我们的呼吁和抗争都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作证的努力吧：它证明和记录了在这个时代，关于旧城的人文价值观念的脆弱和珍贵是如何暴露在权势与资本的无情蹂躏之下的，从而唤起未来的人们内心的怜悯和恐惧。
（作者系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著名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