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重要力量:湖南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贡献

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文化运动。它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给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与社会的变迁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涌现出毛泽东、蔡和森、杨昌济、李达、邓中夏、徐特立、黎锦熙、黎锦晖、萧三、杨树达、田汉、周谷诚、成仿吾、欧阳予倩、何叔衡、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一大批杰出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接受这场运动的洗礼,而且积极推动这场运动向前发展,为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曾为此写下《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以表达自己的兴奋和赞誉之情。

一、抨击封建传统,提倡妇女解放

在新文化运动中率先对尊孔复古逆流发起攻击的是长沙人易白沙。1916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指出在春秋时期孔学只是九家显学之一,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尊孔,其目的在于“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这是中国二千多年尊孔的大秘密。在他看来,“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他还指出,孔子和孔学之所以成为独夫民贼利用的傀儡,无疑与孔学本身的四大缺陷有关:其一,孔学尊崇君权,漫无限制,容易演变为独夫专制的弊病;其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容易演变成思想专制的弊病;其三,孔学模棱两可的地方较多,容易被人当作藉口;其四,孔学重视学而优则仕,不太重视谋食,容易进入民贼的牢笼。易白沙此文一出,迅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新文化阵营对孔学的轮番批评,进而动摇了孔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和正统地位。此外,易白沙编著了《帝王春秋》一书,用充足的史料史实全面地揭露了历代帝王荒淫腐朽、残暴害民的罪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其用意在于提倡民主。此书1921年出版时由孙中山亲自题写书名,名扬一时,影响甚大,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919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号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去摧毁封建礼教,扫荡那些破坏妇女“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为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于花轿中。湖南知识分子对此深感震惊,纷纷撰文鞭挞封建礼教,力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仅毛泽东就连续发表了9篇文章,指出赵五贞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万恶的社会制度,号召全中国的男女青年“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主张废除父母包办陋习和媒人制度,破除婚姻上的迷信。他反对以自杀的方式消极抗争,倡导女子自立,提出“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这次大讨论将反封建礼教的斗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觉醒起来。1920年,另一位长沙女子李欣淑在父母逼嫁时毅然选择了出走,去北京工读。在京的湖南知识分子不仅给予了她生活上的帮助,而且在报刊上大力褒扬她的举动。这在全国妇女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向警予、蔡畅等人的推动下,一批湖南女子与男子一起走出国门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报界称之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年龄最大的留学生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当时已经54岁。据不完全统计,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子中,湖南占了四分之一。可见,当时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推动白话文运动向纵深发展

提及白话文运动,就不能不提湖南知识分子黎锦熙和黎锦晖兄弟的贡献。钱玄同曾经说过:民国六年,有两杆大旗举起来,一是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一是黎锦熙等主张小学改用国语教科书。早在1915年调任教育部教科书特邀编审员及文科部主任后不久,黎锦熙就撰文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

“言文一致”就是提倡白话文,“国语统一”就是推广普通话。1916年,他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研究和解决白话文运动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从而将沉寂了几年的白话文运动从萌芽状态唤醒,进而摧枯拉朽,一路凯歌。1917年,他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提出小学教科书应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他的提议,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公布了注音字母。

随后,黎锦熙和黎锦晖等人在全国各地组建国语讲习所、国语专修学校、国语宣传队,宣传白话文,推进国语统一。1919年,在黎氏兄弟等一批新文化人士的强烈请求下,教育部决定:从1920年开始,全国中小学废除“读经”,教科书采用白话文,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言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与此相配套,黎氏兄弟还编写了一些中小学白话文教材。1921年,黎锦晖提交《呈请教育部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案》,建议“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黎氏兄弟还主张国语采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废除入声,用符号标调法取代过去的定位标调法。他们的这些远见卓识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普通话的形成和定型作出了杰出贡献。当时守旧派攻击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流”所说的话,虽有“文学”而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难登大雅之堂。黎锦熙积极应对挑战,悉心研究和讲授白话文文法,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系统地归纳了白话的规律和规则,使得守旧派的攻击终于破产,它也被学术界公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奠基著作。1925年,黎锦熙与钱玄同一起创办了白话文运动的指导性刊物——《国语周刊》,将它作为向语言守旧派开火的“大炮”,刊载了大量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于推动白话文运动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湖南零陵人李达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理论家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李达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19年,他就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向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情况表明,李达紧随李大钊之后,在1919年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理论起点颇高。之后,李达参与了两次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一次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次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李达均担当了论战主将的角色。通过这两次论战,李达捍卫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帮助一部分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达还创办和主编了《共产党》月刊。该刊不仅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而且也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情况、酝酿建党的重要纽带,其影响波及全国。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率先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道路的代表人物是湖南知识分子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主持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农村和工厂去讲演,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还创办了专门供工人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刊物《劳动者》和《工人月刊》,并在北京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帮助当地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会)。

毛泽东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书刊销往省内各地。同时毛泽东等人还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苏俄丛刊、派人赴苏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经该会推介,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人远赴苏俄留学,拉开了我国赴俄留学运动的序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籍的就占了近20名,这与毛泽东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湖南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但这三个突出方面足以昭示,湖南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建树了不朽的功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