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专栏中所刊发的70篇文章，其中零陵师专内稿计36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稿为34篇，基本上各占一半。从时间上细而分之，1995年以前发刊的38篇文章中，内稿为26篇，外稿只有12篇，并且这 12篇中有7篇属于1981年全国柳学研究会交流论文，可见当时主要以内稿为主，当然这与学校柳何研究室同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1995年以后，由于学校机构调整，柳何研究室被解体，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导致内稿骤然下降，于是，该栏目基本上转至以外稿为主。据统计：1995年后刊发的32篇文章中外稿为22篇，内稿只有10篇。从作者撰稿情况上看：内稿主要集中在龙震球（5篇）、陈雁谷（9篇）、何书置（14篇）三位先生上，他们的文稿量基本上占去了内稿总数的五分之四；外稿来源较广，如重庆、辽宁、兰州、济南、南京、长沙、柳州等地均有稿件惠寄本刊，但是，主要以柳州为主，在外稿的34篇中，柳州王一民先生有7篇、谢汉强先生有2篇，占总外稿量的四分之一强。从研究的内容上看，涉及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社会心理、哲学思想、人文品格等方面。下面就各专题的内容作一客观上的扫描, 并尽量不妄自加入自己的任何观点，以力图保证综述的真实性。
一、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创作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的文学理论与那模山范水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他作为文学大师的基石，使他跻身于唐宋八大文学家的行列，他的诗，“发纖穠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幽峭明净，自成一家。因此，柳宗元显赫的文学成就一直为千百年来的柳学专家们所关注。
关于对柳宗元诗歌成就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诗歌研究方面共刊发8篇论文，占总文量的12%。从时间上看,有6篇发表于80年代初，尔后，在诗歌研究上则日见衰微，这也许与当今中国文坛的视点有关。由于当时刚刚结束文革动乱，往日那种高压一统的霸权话语被打破，残酷的现实使人民日渐从疯颠的幻觉中醒悟过来，不得不去进行灵魂的忏悔与行为的反省，于是，诗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宠物，人民企望从诗中获得新的语言之根。从而，对柳宗元的诗歌艺术的研究成了当时推动整个时代诗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视点。龙震球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柳宗元诗歌初探》，全文达3.5万字，分四大部分。对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思想，柳宗元的诗歌渊源，柳宗元的诗歌分类概况，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较详细地研究。行文虽然冗长苦涩，但其对事实的罗列，对资料的引证可谓宏博。该文曾分节刊发在《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的第 1期和第2期上。辽宁大学孟庆文先生的《柳宗元诗文简论》（《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2期）中提出了“柳宗元诗文中一个进步的思想内容是：肯定天是自然的，坚持天人相分，揭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华东师大苏渊雷教授的《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零陵师专学报》 1981年2期）一文，从历代文论和诗话上对三家诗文高低深浅进行了梳理，最后指出“柳谪居十四年，忧患之馀，学养皆进，深得静以养志之乐；韩光显后，一味为君统粉饰，不免与世周旋，且为门弟子所疑，其躁进之病未除，匪独于道未纯；诗文深度，似亦较柳有差。”可谓灼见也，其实，这里隐约地似乎喻示了“御用文化”与“苦狱文化”之别。古谚云：“文章憎命达。”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的《辞赋中的奇葩》（《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2期），钟来因的《柳宗元〈江雪〉〈渔翁〉新解》（《零陵师专学报》1982年1期）都很有新意。
关于对柳宗元文学思想的研究。相继刊发了湖南师大马积高先生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2期），重庆师院刘知渐先生的《略论柳宗元的文道观》（《零陵师专学报》 1981年2期），零陵师专何书置先生的《试论柳宗元的文学批评观》（《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文章。
关于柳宗元传记文学方面的研究。相继刊发了零陵师专陈俊昆老师的《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点》（《零陵师专学报》1988年4期）、金仁先生的《〈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零陵师专学报》1998年1期）、霍旭东教授的《谈〈段太尉逸事状〉的写作》（《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1期）、王一民《试论柳宗元〈王叔文母刘氏志文〉》（《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
关于柳宗元在修辞理论方面的研究。零陵师专唐朝阔教授的论文《词正、言畅、道明——试论柳宗元的修辞理论》（《零陵师专学报》1989年2期），提出了与郑子瑜先生在《中国修辞史稿》中相异的观点。《中国修辞史稿》中认为：“柳宗元反对丽辞”。而唐朝阔先生则认为：“柳宗元反对的是那种逆于‘道’的‘丽辞’。”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佐证材料：“‘夫为一书，务富文彩，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井陷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章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因此，“柳宗元反对的是文不逮意、以文为戏的‘丽辞’”；而并不反对“意深文茂、情信辞巧的‘丽辞’”。进而得出“言而不文则泥”的修辞原则。
王一民先生的《柳宗元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和发展》（1996 年3期）一文中指出：在“载道”“明道”上，韩、柳两家都扬弃了汉魏六朝的骈丽浮华的文风，皆以崇尚先秦古文的质朴自然为要务；但在语言文字上却又互有差异。如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而柳宗元则直接从先秦古文中去吸取营养，继承精华。王一民先生从《辞海》语词分册及增补本中，统计出了191条引自柳宗元文章的词条。并指出在这些词条中有许多是直接化解先秦汉语而得。
二、关于哲学思想的研究
柳宗元所生活的年代，佛教十分昌盛。因此，他自幼便受佛的影响。尤其是贬谪永州后，虽身为司马，实与囚徒无异，不仅活动遭受监视，而且居无定处——官衙没有提供憩身之所，只得借住在永州龙兴寺的一间阴暗潮湿的西轩里。柳宗元曾于《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对此有所提及：“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从此，他日夜置身于沙弥僧侣之中，耳濡目染、木鱼声声、梵音缭绕，再加上本身仕途迷茫，心情苦闷，于是，对佛学的笃信不仅是柳宗元客观现实的生存需要，也是内心深处心态调节的心理需要。但是，他作为入世的儒家士子，食着朝廷的俸禄，他的理想、他的职责该是济民于水火，救国于困厄，明君于歧途，对道统、对君王、对百姓应该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心中的使命。于是，他无法像僧侣那般逍遥自在，但又无法舍弃佛的自由境界。“入世”与“脱俗”两律背反，“现实”与“理想”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关于这一主张，龙震球先生于《我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肤浅看法》（1986 年2期）一文中列举了六点理由：其一，在孝道上无差异；其二，在理论支点上相一致，儒学所遵循的《易经》、《论语》与佛经有相通之处；其三，在处世方法上为一脉，儒家主张安贫守俭，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不以功名利禄为念；其四，佛教与孔、老、墨、商一样“皆有以佐世”之妙用；其五，佛教的“虚静”与儒家的“生而静者，天之性也”不谋而合；其六，在“人性善”上儒释无区别。
何书置先生的《柳宗元在永州与佛教的关系》（1987 年2期）及张一川先生的《“刚以柔通”与“圆其外而方其中”——论柳宗元立身行世之道》（1988年2期）等文章中，对柳宗元的儒释思想进行了较详细的对比，认为柳宗元在永州的好佛，除了从佛教那里获取精神安慰与解脱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统合儒释，用以佐世”。因此，也许正是这种原因才使得柳宗元对佛喜好而不沉弱、褒扬而不迷信、执著而不盲从。他将佛归之为“百家”之一而进行文化的审视。
关于这一问题，王一民先生也曾撰文《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历史背景》（1995年1期），从五个方面作了研究。即“初唐至中唐佛教发展的概况；初唐，佛教传播的起点甚高；许多僧人智力不凡；等而下之的佛徒流亚；柳宗元“统合儒释”是上策还是下策？”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对柳宗元的哲学观点的研究是一大收益。
三、柳宗元的思想变化情况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学家、思想家，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人物。因此，对其思想情况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多，共刊发十余篇。曾应怀先生于《也谈柳宗元被贬后的政治态度》（1981 年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在被贬前后政治斗争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但政治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文章认为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后，虽然不能直面人生地去参与革新，但仍以笔为器，直指社会的阴暗处。譬如：《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著名哲学篇章，把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经济上他一面揭露豪强地主把繁重的赋税转嫁给贫苦劳动人民的丑恶事实，一面提出“正经界、核实名”，“平均赋税”的主张，以限制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在政治上，他指出官吏不是“役人”而是“役于人”。在人才选拔方面，强调任人唯贤。一切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赵民伊先生撰文《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变化》（1981 年2期），对柳宗元贬永期间的心情状况与作品情况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说：贬永前期（永贞元年至元和三年）苦闷而激愤；贬永中期（元和四年至八年）刻苦以自励；贬永后期（元和九年至十年）欣慰而失望。贬永中期，是柳宗元文思泉涌的时期，其流传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绝大部分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赵民伊先生认为这与柳宗元贬永中期的心境日渐平静而刻苦自励有关，因为元和四年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谓“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明显地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取向已发生变化。
针对赵民伊先生论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论据问题”与“永贞元年至元和十年唐室‘朝政是非常混乱的’的问题”，阿痴先生提出了质疑。其《也谈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变化》（1981年2期）一文中列举了大量可供商榷的事实，最后认为分三阶段不符合生活逻辑。
关于柳宗元的忧患意识，陈松柏先生曾撰文《宣室无由问厘事，周南何处托成书》（1994年1-2期），对此进行了专题探讨。文中认为：柳宗元由一帆风顺跌落到命途多舛，由繁华京都贬逐到南蛮荒野，由仕途权人落魄成阶下罪人，这种人生的突变，心灵的交困不得不使其忧患于心，对人生价值进行深度的思考。也正是这种心系国家、民族危安的本真的忧患，才使其“日趋成熟，日趋练达，日趋深刻，也日趋发奋，终于创造出顺境中不可能有的成就。”
柳宗元原本是壮志凌云一心改革，却落得个贬谪永州的结果，生命的荒废与时光的虚度使他心生一种犹如屈原般地怀才不遇之慨，一身凛然的正气只能压抑成内心深处的郁闷，不敢渲泄，但就不能不渲泄，于是，柳宗元在永州写了大量有关“愚”的文章。如：《愚溪诗序》、《愚溪对》、《八愚诗》等等，大书特书其“愚”之境。对此，吕国康先生特撰文进行阐释，其《柳宗元“愚”说的思想内涵》（1998年4期）一文认为：柳宗元的“愚”说，是“讽喻时弊”，是对“愚、智不分的现实”表示莫大的愤慨与反讽；是柳宗元“大智若愚、外智内愚”的一种自我写照，是他斗争的一种策略。
四、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社会心理
柳宗元在教育上推崇“孔子之道”，孔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训条对他影响至深。因此，在教育实践中与韩愈之《师说》的主张大相径庭。韩愈鼓励后学上，旗帜鲜明地宣扬师道；而柳宗元则认为韩愈在做一件蠢事：“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以是得狂名。”但是，柳宗元真的不为人师吗？对此，陈雁谷先生相继发表了《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刍议》（1980年1期）、《试论柳宗元有关师道的心理品质论述》（1988年4期）等文章，以较为充分的材料论述了柳宗元“不好为人师”的原由，并对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
陈文指出：“柳宗元是避开世人诟骂，谢绝为师之名，而行为师之实。”正如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所云：“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融会在他的师道、人材的选拔、学习内容、教学方法上。在师道上，柳宗元认为教师其所以成为教师，是因为他有一种别人不可能代替的特殊职能，这就是能传“其所不可传者”。可见在柳宗元的眼里，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为师，为师者必须“专而通、新而一”。在招收学生上，柳宗元的观念更为独到，他认为：“师儒之席，不拒曲士。”如“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
此外，陈雁谷先生还独辟溪径，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到了社会心理领域，其《试谈柳宗元的行为动机心理思想》（1987年2期）一文的发表与《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1989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专著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20世纪80年代柳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关于柳宗元于永州的行迹及作品的考释
柳宗元一生中流传下来的诗文、信札不少，其中绝大部分系属在永期间所著。因此，对柳宗元在永期的行迹及作品进行考释，对深入研究柳宗元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于此，龙震球先生的《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1981年2期）、陈雁谷先生的《〈永州九记〉旧址考及有关词语浅析》（1981年2期）、何书置先生的《柳宗元永州十年纪略》（1981年2期）《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录》（1997年3期）《贬永作品知多少——柳宗元永州时期作品系年略考》（1988年 1、4期，1989年2期）等文章，对柳宗元于永州期间的行迹、作品进行了良好的资料性的归整。这无疑是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柳学研究甚为活跃，其主要标志有二，其一是杜方智、林克屏主编的《柳宗元在永州》一书列入中州古籍出版社“学人独语书系”出版发行。该书由马积高先生作序，文中写道：“……永州之名播于遐迩，却与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有密切关系。”关于此说，最早见于南宋文学家汪藻于《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一文，文中提到“先生以永贞元年冬自尚书郎出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九年诏追赴都，复出为柳州刺史。盖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之故，遂名闻天下。”全书共收录论文19篇。分别对柳宗元被贬永州前的思想和生活、柳宗元来永州后的生活，以及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教育、经济、宗教、伦理、诗文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在附录中分别对“柳宗元在永州年谱”、“柳宗元在永州行踪”、“八愚遗址”进行了辨识和考证。其二是何书置先生积十年之心血而成的《柳宗元研究》一书由岳麓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何书置先生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检阅和实地考察，对柳学研究中所存在的444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己之见。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永州柳学研究工作已进入到了一种鼎盛时期，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尔后，永州柳学研究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其主要表现，我刊开辟的《柳宗元研究》专栏不再局限于以永州学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目光放在全国各地的柳学动态上，从而网络了一大批柳学专家，并大量的刊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柳学考据文章。如陕西周庆义教授的《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1996年3期），日本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生卒时间辨》（1997年1期），湖南省社科院张铁夫研究员的《柳宗元〈龙马图赞〉考释》（1997年3期），金仁的《〈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1998年1期），谢汉强先生的《柳宗元诗文注释中有关柳州地理订正》（1996年4期）及《“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人”是统一的》（1998年2期），刘光裕教授的《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1999年1期），王一民先生的《试论柳宗元〈王叔文母刘氏志文〉》（1999年 4期）等文章。对柳学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辨伪与考证，促进了永州柳学的发展。
20年来，柳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但是，如何发扬光大，如何将柳学研究深入下去，目前依旧问题多多。王一民先生在《当前柳学研究面临的三大课题》（2000年2期）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王一民先生认为：其一，柳学的基本问题还要重新探讨；其二，近年柳学研究本身也略有不足；其三，要明确今后柳学研究的重点。王老先生对1993年到 1997年大陆的出版和发表的柳学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发现短论较多，系统、全整、全面的论述还有待加强，因此，王老提出：“当务之急，还是要以给柳学打好扎实基础为主，根基牢固才能使人不再有摇摇晃晃不放心的感觉。”王老的话可谓是肺府之言，值得柳学专家们深思。
进入新的千年，永州柳学研究任重道远，如何迈向新的境地？是永州人民和所有柳学专家所至为关心的问题。于此，可喜的是，陈雁谷老先生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向我们推出了他的又一新著：《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香港新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柳宗元于《零陵三亭记》中写道：“邑之有观游者，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陈老从柳宗元的“观游”是“为政之具”的论断出发，大胆推出《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这一成果，又开辟了柳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刊于《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