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千古名篇 陶渊明与《桃花源》

伟大的中国文豪留给湖南两篇名文,一篇是《桃花源记》,另一篇是《岳阳楼记》。桃花源植根于武陵的桃源,岳阳楼定位于巴陵的洞庭,游客前来问津、赏花、访古、探幽,在不知不觉中,灵魂得到洗涤,境界得到升华。

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桃花源记》倾注了陶渊明一生的深情和心血,并与诗人的品德、气质、经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纷扰。他发愤读书,在《拟古》诗中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颇具“大济苍生”的抱负。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先后出任祭酒、参军等职,意欲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正直耿介的性格与黑暗腐朽的官场如水火冰炭,几次都抛印而去,最后一次挂冠彭泽令,结束仕途。“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对于混迹官场,他追悔莫及。

从四十一岁到六十三岁跨鹤西去的二十二个春秋,陶渊明寻得了耕种之乐、觅到了垂钓之闲、找着了灌园之趣,也与情趣相投的友人往来酬唱。但现实生活毕竟冷酷无情,经过战乱的田园风光并不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安宁,他归田耕耘,生活却连最低限度的温饱也无法维持!总结五十多年的岁月,对信奉的天道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暮年,陶渊明的思绪久久地停留在与他的时代接近的两个人身上。一个在说:“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这是魏末的阮籍;另一个又在说:“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况不营,无荣无辱”——这是西晋的鲍敬言。应该有像阮籍和鲍敬言所说的这样一种社会,当好友羊松龄邀他赴关中游历时,他在赠诗中写道:“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陶还希望羊松龄代他向商山四皓等精英表示问候。

《桃花源记》给人深刻的纪实印象。桃花源在雪峰山下的武陵渔川,刘子骥也实有其人。《晋书·刘麟之传》记载刘子骥“居阳歧”,戴叔本《水经江水注》“今考阳歧即今石首县西山,在江之南岸”,距武陵不远。

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著《异苑》十余卷,卷一有这样的记载——“无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方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这段故事与《桃花源记》仅有“捕鱼”与“射鹿”之别,其余何其相似!刘敬叔不是等闲之辈,在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曾为南平国(在荆州以南)郎中令,后又升任征西长史。他去世略晚,当然看到了陶记,但他的记述绝不是陶记的改写。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记。今山下有潭名黄闻,盖闻道所说,遂为其名也。”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统一后曾置临沅县,桃花源即属该县,地点比“武陵”更具体明确。再者武陵人系船之地被后人命名为“缆船洲”,因船朽烂故又名“烂船洲”,还有人把“黄”误认为“王”,好事者诌成一首小诗——“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传说黄道真弃俗居高吾山得道于桃源马石的钦山,此处有渔仙洞,是其修真之处。

上述故事在荆湘一带流传,陶渊明有所耳闻,他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题,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哀悼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循迹深栖,于是乎远。”据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所述,陶曾于公元399年至401年出任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因公务之需,差旅之便,曾驾扁舟溯沅水探访“武陵人误入石穴”的洞天,了解武陵避秦旧事。还可在《赠长沙公》一诗中找到线索。陶延寿袭爵长沙公后降任醴陵侯,与陶潜同族,祖上同为大司马,到他们一代隔得较远。陶延寿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8年)因路过浔阳柴桑,有缘二人相会,一见如故,天南地北、风土人情、诗词歌赋、山川地理无所不谈。以后又书来信往,而陶延寿又极喜游山玩水,眼皮底下拥有声名又是“晋人建”的“桃川宫”,他没有“欣然规往”么?

东汉末年田畴归隐徐无山中的事迹为陶记的创作夯下了基石。田畴的事迹先于陶记约两百余年,田的故事与陶记十分相似,陶取材于田的经历颇为可信。因为陶对田的为人非常崇敬,在写陶记之前或者同时,特意写了九首《拟古》诗,其中第二首作者托言远访高士田畴故乡,盛赞他“节义为士雄”,有信义,有气节,堪称名士英雄。王瑶在他的《陶渊明集》注释中说:“田畴字子泰,董卓迁帝于长安,畴为幽州牧刘虞使节,至长安奔问。诏拜骑都尉,畴固辞不受,朝廷高其义。后北归,隐于徐无山中,百姓归之者五千余家。”为了逃避公孙瓒的迫害,“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年。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颁行其次,众皆服之,至道不拾遗”(见《三国志·魏书十一》)。

也许,陶渊明是在为赋田畴诗时,触发了田园生活悠然自在的乐趣,特别是晚年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遭遇,使他“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孕育出一个美好社会的胚胎,“此即羲皇之想也”,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9年)(清姚培谦《陶澎诗集》引翁同和语)笔走龙蛇挥就骇世杰作《桃花源记》。陶渊明以小说的笔法描绘田园理想,以表述他对田园的深情与思考,“桃花源”是陶渊明田园理想的形象展示,是他田园情结的终极关怀,也是他田园人生的最后归宿。

“武陵渔郎发现桃花源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活动”后的一个金秋,我重归武陵溪,再入桃花源,追寻一位名士的遗踪,印证一篇名文的意境。主人大开山门,让嘉宾小憩秦人宅,膜拜桃花观,共谒集贤祠,同登高举阁……快游归来,摘南山之桃,倾北海之樽,喝擂茶、品香茗、赠歌渔父、顶礼陶公,使问津之旅富有浓郁的诗意。

遥想陶渊明在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偶然一次远足野游,发现了桃花源,诗人通过景观的启示,获得了一种出世的灵感。他有感于世事的风险,幻想出一个自给自足、没有纷争、没有欺压的乌托邦,这种理想达到了一种审美共识,安慰着世世代代承受世俗社会太多征战、苦难的烦恼和恐惧的心灵,成为人们长久的向往和希冀的圣境。因此,《桃花源记(并诗)》具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