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武装集团“湘军”的真正统帅是谁

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期担任湖南巡抚。

王定安写了一本《湘军记》,对于骆秉章其人,有如下一段评论:“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湘军史专刊》(2)第204页。)。”

用“湘军”这个词汇进行著述的,首先就是王闫运写作了《湘军志》,接着又有王定安写作了《湘军记》。王闫运之《湘军志》其篇目有:湖南防守篇第一;曾军篇第二;湖北篇第三;江西篇第四;曾军后篇第五;水师篇第六;浙江篇第七;江西后篇第八;临谁篇第九;援江西篇第十;援广西篇第十一;援贵州篇第十二;援川陕篇第十三;平捻篇第十四;营制篇第十五;筹饷篇第十六。王定安之《湘军记》其篇目亦有: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从这些篇目可以明白地看出,不管是王运还是王定安,他们所说的“湘军”就是“湖南的军队”之意。既然“湘军”只是“湖南的军队”,那么,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左宗棠则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后来,由于曾国藩声望远远高出于骆秉章,一般人都习惯认为“湘军”即是曾国藩在湖南衡阳训练成军之“湘勇”,曾国藩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实在并不尽然。这是因为:

第一:骆秉章是当权的湖南巡抚,曾国藩则为在野的侍郎,只从旁帮助骆秉章办理湖南团练。

骆秉章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年龄方面也比曾国藩大十八岁,比左宗棠、胡林翼大十九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骆秉章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其座师又为当朝权贵大学士穆彰阿。曾国藩至道光十八年(1838)始中进士,在科举方面,骆秉章亦为曾国藩理之当然的前辈。况且,骆秉章在道光年间已深受道光帝的赏识,由编修、监察御史迅速升迁为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升至湖南巡抚。

咸丰二三年(1852、1853)间,曾短期调署湖北巡抚,又回任湖南巡抚。从道光三十年算起,他盘踞湖南第一把交椅即达十年之久(《骆文忠公年谱》。)。正是他在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等帮助之下,把湖南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组织了起来,筹兵筹饷,建立了“湘军”,不仅镇压本省农民起义,而且将“湘军”派往湖北,派往江西、派往安徽、江苏、派往浙江、福建、广东、派往广西、派往贵州、派往四川、陕西甘肃、他在名义上是由清朝宫廷进行调遣,而实际上则由自己充当“总司令”。曾国藩、江忠源、刘长佑、席宝田等则类似于“前敌指挥”而已。曾国藩在长沙受到提标兵的围攻几乎丧命,向骆秉章叩门求救,骆秉章为之缓颊始罢(《湘军史专刊》(1)第22页。)。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愤而回籍奔丧,不欲“复问世事”(《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26页《复郭筠仙中丞》。)。若无骆秉章向清廷请求起用,曾国藩也不可能再出治兵。

种种情节,颇耐寻味。所以直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还谆谆告戒其弟曾国荃要“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并且,不仅曾国荃如此,即曾国藩之部将周凤山,他也同样“批其听侯南抚院调度(《曾文正公家书》卷5第217页。)。”

第二:按照王闫运、王定安听使用之“湘军”概念,江忠源、刘长佑系统之“楚军”无异正为“湘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一般习惯所说的“湘军”概念,则“楚勇”很难算作“湘军”的一部分。因为在曾国藩在衡阳组训“湘勇”之前,道光末年,江忠源已经率领“楚勇”镇压过青莲教雷再浩起义,咸丰元年(1851),又调往广西去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35页。)。当时已有不少人直呼“楚勇”为“江家军”(《江忠烈公遗集》附录:黄彭年:《江忠烈公基表》。)。与“湘军”不免畛域之分(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1第8页。)。江忠源死后,“楚勇”归刘长佑、江忠义等统带,而始终和曾国藩保持相当的距离。

曾国藩一度极需刘长佑率“楚勇”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却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以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5页《复左季高》。)。刘长佑作了广西巡抚,仍对曾国藩谨小慎微,极其谦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颇存戒心,使曾国藩大为不安,他写信给刘长佑说:“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以后望弗再施,至感至嘱(《曾文正公书札》卷14第10页《复刘印渠中丞》。)。”接着,再次写信给刘长佑说:“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戒,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曾文正公书札》卷16第12页《复刘印渠中丞》。)”

不管曾国藩对刘长佑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却始终保持着“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其实,极力欲将刘长佑系统纳入自己指挥之下的,不但只有曾国藩,而且还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以曾国藩在另一封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又说:“印渠部下三杰,岘庄(案即刘坤一,刘字岘庄)吾未得见;味根(案即江忠义、江字味根)、孚吾(案即李明惠,李字孚吾)则非‘湘勇’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案即胡林翼,胡字润之)亦求之若渴!……‘楚勇’……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按即江忠源,江字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案指罗泽南)、李(案指李续宾)诸公也(《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2页《复左季高》。)。”

曾国藩不但不能将刘长佑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即使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也极为艰难。例如曾国藩欲调刘长佑部将萧启江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实行,刘长佑就曾两次递折奏留萧启江,终不遵旨拨调。到了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又拟奏调刘长佑部将蒋益澧为助(罗尔纲:《湘军兵志》第215页。),曾国藩总结了奏调萧启江部的教训,写信给左宗棠说:“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隙,可为鉴也(《曾文正公书札》卷13第42页《复左季高》。)。”
晚清著名武装集团“湘军”的真正统帅不是曾国藩 2010年04月20日 16:29 岭南文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核心提示:所以,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

本文摘自《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 作者:贾熟村 原题为:试谈骆秉章与湘军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期担任湖南巡抚。

王定安写了一本《湘军记》,对于骆秉章其人,有如下一段评论:“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湘军史专刊》(2)第204页。)。”

用“湘军”这个词汇进行著述的,首先就是王闫运写作了《湘军志》,接着又有王定安写作了《湘军记》。王闫运之《湘军志》其篇目有:湖南防守篇第一;曾军篇第二;湖北篇第三;江西篇第四;曾军后篇第五;水师篇第六;浙江篇第七;江西后篇第八;临谁篇第九;援江西篇第十;援广西篇第十一;援贵州篇第十二;援川陕篇第十三;平捻篇第十四;营制篇第十五;筹饷篇第十六。王定安之《湘军记》其篇目亦有: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从这些篇目可以明白地看出,不管是王运还是王定安,他们所说的“湘军”就是“湖南的军队”之意。既然“湘军”只是“湖南的军队”,那么,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左宗棠则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后来,由于曾国藩声望远远高出于骆秉章,一般人都习惯认为“湘军”即是曾国藩在湖南衡阳训练成军之“湘勇”,曾国藩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军”的领袖。实在并不尽然。这是因为:

第一:骆秉章是当权的湖南巡抚,曾国藩则为在野的侍郎,只从旁帮助骆秉章办理湖南团练。

骆秉章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年龄方面也比曾国藩大十八岁,比左宗棠、胡林翼大十九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骆秉章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其座师又为当朝权贵大学士穆彰阿。曾国藩至道光十八年(1838)始中进士,在科举方面,骆秉章亦为曾国藩理之当然的前辈。况且,骆秉章在道光年间已深受道光帝的赏识,由编修、监察御史迅速升迁为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升至湖南巡抚。

咸丰二三年(1852、1853)间,曾短期调署湖北巡抚,又回任湖南巡抚。从道光三十年算起,他盘踞湖南第一把交椅即达十年之久(《骆文忠公年谱》。)。正是他在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等帮助之下,把湖南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组织了起来,筹兵筹饷,建立了“湘军”,不仅镇压本省农民起义,而且将“湘军”派往湖北,派往江西、派往安徽、江苏、派往浙江、福建、广东、派往广西、派往贵州、派往四川、陕西甘肃、他在名义上是由清朝宫廷进行调遣,而实际上则由自己充当“总司令”。曾国藩、江忠源、刘长佑、席宝田等则类似于“前敌指挥”而已。曾国藩在长沙受到提标兵的围攻几乎丧命,向骆秉章叩门求救,骆秉章为之缓颊始罢(《湘军史专刊》(1)第22页。)。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愤而回籍奔丧,不欲“复问世事”(《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26页《复郭筠仙中丞》。)。若无骆秉章向清廷请求起用,曾国藩也不可能再出治兵。

种种情节,颇耐寻味。所以直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还谆谆告戒其弟曾国荃要“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并且,不仅曾国荃如此,即曾国藩之部将周凤山,他也同样“批其听侯南抚院调度(《曾文正公家书》卷5第217页。)。”

第二:按照王闫运、王定安听使用之“湘军”概念,江忠源、刘长佑系统之“楚军”无异正为“湘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一般习惯所说的“湘军”概念,则“楚勇”很难算作“湘军”的一部分。因为在曾国藩在衡阳组训“湘勇”之前,道光末年,江忠源已经率领“楚勇”镇压过青莲教雷再浩起义,咸丰元年(1851),又调往广西去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35页。)。当时已有不少人直呼“楚勇”为“江家军”(《江忠烈公遗集》附录:黄彭年:《江忠烈公基表》。)。与“湘军”不免畛域之分(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1第8页。)。江忠源死后,“楚勇”归刘长佑、江忠义等统带,而始终和曾国藩保持相当的距离。

曾国藩一度极需刘长佑率“楚勇”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却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以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5页《复左季高》。)。刘长佑作了广西巡抚,仍对曾国藩谨小慎微,极其谦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颇存戒心,使曾国藩大为不安,他写信给刘长佑说:“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以后望弗再施,至感至嘱(《曾文正公书札》卷14第10页《复刘印渠中丞》。)。”接着,再次写信给刘长佑说:“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戒,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曾文正公书札》卷16第12页《复刘印渠中丞》。)”

不管曾国藩对刘长佑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却始终保持着“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其实,极力欲将刘长佑系统纳入自己指挥之下的,不但只有曾国藩,而且还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以曾国藩在另一封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又说:“印渠部下三杰,岘庄(案即刘坤一,刘字岘庄)吾未得见;味根(案即江忠义、江字味根)、孚吾(案即李明惠,李字孚吾)则非‘湘勇’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案即胡林翼,胡字润之)亦求之若渴!……‘楚勇’……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按即江忠源,江字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案指罗泽南)、李(案指李续宾)诸公也(《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2页《复左季高》。)。”

曾国藩不但不能将刘长佑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即使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也极为艰难。例如曾国藩欲调刘长佑部将萧启江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实行,刘长佑就曾两次递折奏留萧启江,终不遵旨拨调。到了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又拟奏调刘长佑部将蒋益澧为助(罗尔纲:《湘军兵志》第215页。),曾国藩总结了奏调萧启江部的教训,写信给左宗棠说:“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隙,可为鉴也(《曾文正公书札》卷13第42页《复左季高》。)。”

刘长佑与骆秉章、左宗棠的关系远较曾国藩为亲密,刘长佑基本上也一直在骆秉章、左宗棠指挥之下作战,在江西、在湖南、在广西无不如此.所以经左宗棠与刘长佑函商,蒋益沣部即迅速拨归左宗棠指挥,成为左宗棠的主力部队。

后来,江忠源、刘长佑“楚军”系统之席宝田部开入江西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仍如实地承认他们之间有门户之别,谆谆告戒曾国藩“湘勇”系统之大将李榕:“阁下至饶境当可与席观察会晤,尤望妥为联络。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刘印渠之风,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阁下亦可兼取其长(《曾文正公书札》卷21第41页《复李申夫》。)。”

第三、骆秉章指挥的是“湘军”的全局,曾国藩指挥的却是“湘军”的局部。

所以潘祖荫曾在奏折中写着:“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潘祖荫折》(咸丰10、闰3、23)。)。”骆秉章不仅指挥“湘军”镇压本省的农民起义,而且派兵四出,到外省去杀人放火.咸丰三年(1853)他曾命令王珍率所部镇压兴宁农民起义。接着,又派王珍率部击败广东乐昌农民起义军之进入湖南省境者(《骆文忠公年谱》。)。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又派鲍超率湘军水师先赴湖北,而以彭玉麟募勇继其后。并起用杨岳斌以固北路之防。同时以田兴恕部防御湖南东路,以王珍部镇压湖南南路。及太平军石达开部挺进江西,连克瑞州、临江,军威远震吉安、抚州、建昌各府县。骆秉章更加锐意车援。命江忠济部出通城以固岳州之防;命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道入赣,于咸丰六年(1856)连陷萍乡、万载、袁州、分宜、新喻等地(《清史稿》第39册第11921页。)。咸丰七年(1857),骆秉章又命蒋益沣率永州兵开入广西,命王珍部开往江西,命兆琛部开入贵州,分别在各省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挺进湖南,骆秉章更调遣陈士杰、魏喻义防守岿河;起用刘长佑、刘坤一募勇四万备战;并从江西调回了萧启江、张运兰等部,从贵州调回了田兴恕部,从湖北调回了李续宜部,与太平军会战于宝庆,给太平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仅太平军之被瓦解者即达数万人之众。

刘长佑还奉命尾随石达开部进入广西作战,以战功升任广西巡抚,再升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自鸣得意,特别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曾涤生(案即曾国藩、曾字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晒之,……现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曾涤生所欲调而未得者,周云耀、王璞山(案即王珍,王字璞山)耳,湘省支持数省,岂仅恃此两君乎(《左文襄公书牍》卷3第46页。)?”而清朝宫廷也对骆秉章屡次颁诏嘉奖。例如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上谕”即称:“湖南巡抚骆秉章自前年筹办船炮接济曾国藩等大军,嗣复派兵援剿贵州、江西等省,克复铜仁、松桃、萍乡、万载,并剿办广东连州、广西灌阳、湖北通城等处贼匪,均参能不分畛域极力图维。兹又派兵越境克复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二城,攻夺贵州铜仁险隘二处,实属尽心调度,荩绩堪嘉!骆秉章著加恩赏戴花翎(《骆文忠公年谱》卷上、第49页。)。”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又有“朱谕”称“湖南巡抚骆秉章筹画军务,能任贤才,克臻安谧,着赏加头品顶戴(《骆文忠公年谱》卷下第3页。)。”

至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该年六月二十九日,骆秉章复奉“上谕”:“本日据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克复江宁,全股悍贼尽数殄灭。……四川总督骆秉章前在湖南巡抚任内荐贤使能,创办团练,克复城池,其于楚师饷项尽心筹画,不遗余力。及擢任四川总督,复督饬官兵殄灭石达开等逆首,询属老成持重,懋著公忠。著加恩赏给一等轻车督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第39册第11924页。)。”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骆秉章不仅与“湘军”关系密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正是“湘军”的最高指挥官,“湘军”的领袖。“湘军”这个词汇,应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王闫运、王定安所说的“湘军”,其含义就是“湖南的兵”,正是广义的“湘军”;从晚清直到现在,一般人以至史学界也习惯地认为:“湘军”是指曾国藩创办的,由曾国藩任统帅的军队,包括咸丰四年正月随曾国藩誓师“东征”的陆师和水师,以及后来曾经由曾国藩指挥过的湖南军队和外省军队,这后一种则为狭义的“湘军”。因为它不能包含留守湖南本省的湖南军队,不能包含派往湖北的湖南军队、派往江西的所有湖南军队、派往浙江的湖南军队、派往广西的湖南军队、派往贵州的湖南军队、派往四川、陕西、甘肃的湖南军队。而所有这些湖南军队吃的都仍然是湖南的粮饷,用的都仍然是湖南提供的军需,因而也都得服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调遣,“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史专刊》(1)第1页。)。”

所以,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