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2010年03月03日 文/杜兴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革”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革”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革”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破四旧”展览记
■ 本刊记者 杜兴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荒诞“破四旧”：愚昧＋疯狂
2008年08月19日22:10 来源：凤凰网
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文革中，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原本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
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为红卫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一部分人开始加入到这场看似“疯狂”的运动中，另一些人则像受了催眠似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
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
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末予置词。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