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鬼今

中国知识界经常乱撒癔症,问出一些很傻的问题,比如“中国何时会出现‘中产阶级’?”。因为有人听说,西方有一帮叫“中产阶级”的人当年老躲在幽暗小巷的咖啡馆里,嘴里品着咖啡,手里耍着笔杆子操弄报纸密谋造反,结果居然搞成了,贵族和皇室都给弄下了台。报纸的作用之大,到十九世纪仍很显眼。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西人后来把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街上到处闲逛的人都神秘兮兮,形迹鬼祟,带有点密谋者的味道,既像个面目可疑的侦探,又象个微服私访假装闲散无聊的君主,十九世纪的密谋家也是蜗藏在小酒馆里议论造反,灌饱了黄汤才上街垒去流血打斗,伦敦幽暗诡异的煤气灯若隐若现的光亮,特别适合闲逛者走来走去,当电灯粗暴地把街头暗角照亮得灯火通明时,巴黎街头煤气灯那明灭闪烁的味道消失了,“中产阶级”才彻底堕落成了食利阶层,本雅明的意思是“中产阶级”并非有钱就能冒充,它是一种造反的“文化”。

于是有人笨笨问了句,咱们也有“茶馆”呀!但好象没人听说,这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给喝下台的,茶馆可能是草莽英雄狂饮撒疯的地方,即使造皇帝反也是想取而代之,和“中产阶级”摘掉皇帝脑袋的作法毫不相干。当下中国咖啡馆里坐着的人倒是可能拥有不少“中等资产”,平日他们有房有车,打打高尔夫球,露一手疑似(这是禽流感流行时的常用语)某书法家的毛笔字,更高级者在商务会所弄个票房,会些吹拉弹唱的玩意。这样看来似乎真有些模样了,但这模样既不显得有文化,也没有造反的打算,和当年的“中产阶级”无关。

近读费孝通《中国绅士》,发现中国乡村里当年倒是散存着一些疑似“中产阶级”的人群。“绅士”的出现是和“贵族”相对立的,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一点。在“绅士”出现以前,流行的是分封制,权位就象块蛋糕,却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帝只管切给他的亲戚吃,私下里全包圆了,底下人要想染指王位,成为皇室的一员,就象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可能。封建制一完蛋,任何人都有可能当皇帝。科举是个途径之一,为什么唐宋以后乡村才大量出现“家族”,而且越来越红火?因为唐以前一提“家族”,指的都是贵不可攀的大户人家。一旦草根里冒出“家族”就等于看到了改变出身的希望,只要大伙合力拼命攒钱,把一个人推上去考学做官,回来不只是耀祖门庭,还可积累财富,朝廷里若没人,在乡间守住钱财就很难了。“家族”管理财产和组织也有一套,不仅有公共的族田,专门的祠堂,还有供祭祀祖先用的祭田,通过祭祖训化家族的意识。族里还可能配置学田,让小孩子们专心读书。

研究华南的英国人科大卫竟然干脆说,“家族”就是个现代公司,族长就象老板,理财组织选人样样操心,至少运作起来后的复杂原理极其相似。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他在人大演讲时,居然就大咧咧地摆出“家族是个公司”之类的题目,听起来似乎把两个完全不搭调的东西硬揉在一起,感觉有那么点哗众取宠之嫌,最近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出版,全书张扬的还是这“公司观”,捧读之下倒是有几分赞许,而操纵“公司”的骨干就是“绅士”。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二点。

“绅士”在朝里当官不是终身制,而是上下流来流去,当官时在城里拿俸禄,去官时到乡下当绅士,有点象公司里的聘任制。特别是在朝官员一旦到期不是靠血缘关系赖着不走这一条,真是让西方人羡慕得发狂。有人竟说,只有中国才出现了柏拉图向往的“哲人王”。当年西方为此掀起中国热,据说伏尔泰就是看中了中国“绅士”当起平民来个个自觉潇洒,觉得法国“贵族”都不那么厚道,总是腆着脸赖在位子上不走,不给象自己这样的底层绅士让位。其实,老外也很功利,等到这些“绅士”(后来叫作“资产阶级”)真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比如法国大革命后那些曾说过中国好话的洋“绅士”,一旦得势就狠批中国,说是东方最暴力专制的国家。写过《论法的精神》的那位孟德斯鸠更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中国“绅士”为此无缘无故当了一回法国“中产阶级”抢夺君位的炮灰。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三点是他的“自治”色彩。按费老“皇权不下县”的经典说法,县级以下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他用了个词叫“无为”。犯了法,不但官不理,靠调解,“家族”还可以用私法杀人。等到现代官场收税的篱笆筑到了每家门口,好日子就算结束了。从此“双轨制”变成了“单轨制”,一切由国家承包,“家族”的破毁等于“绅士”的梦魇。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四点是他有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国绅士当官时住在城里,拿着俸禄。退休后最爱住在景色秀丽,环境寂僻的小城镇,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带。尤其是江南小镇,离繁华都市并不遥远,不象欧洲的城乡那般差异巨大,即使乡下到处绿草如茵,贵族却把自己圈在城堡里,和乡民隔绝。中国县级以下的小城镇人口总数常多过县城,青山绿水环绕左右,景色怡人,生活舒适方便,坐享城乡两边的好处。“绅士”当然得有点钱,否则买不起房子圈不了地,但乡下有钱人的回报机制是良性循环,有钱不但要修桥铺路,还要建书院,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那些没有走功名路线赚到钱的商人,常常自惭形秽,比如“徽商”,觉得自己特没文化,于是到处积极刻印儒家经典,做些盖园养士的风雅活计。江南满眼遍地的藏书楼,有相当多是徽商们盖的。

甚至“绅士”消失后,现代作家们还在继续拼贴编织行将破碎的小镇之梦。郁达夫在上海成名,却一个劲地痛骂它是肉欲横流、精神糜烂、犯罪公行的“魔都”。丰子恺形容石门湾小镇的诗趣画意,也用的是“小桥、流水、大树、长亭”这样酸掉牙的笔调,并说如果用秦始皇的阿房宫换自己的书房“缘缘堂”,坚决不干。即使如乱世枭雄袁世凯,在政治上失意,悠养怡情的首选仍是家乡小镇,他在河南漳德北门外的洹上村筑园隐居,内中遍置果、菜、瓜、桑之园。《东方》杂志上曝光的那张袁翁垂钓图,虽已成为袁氏大行韬晦之计的罪证,却仍暗示出如政局无法逆转,陶醉小镇风情也不失为其栖息终老的选择。

“绅士”们当然少不了女人相伴,其红粉知己虽多处青楼,也识闺中雅意情趣。按现代分类虽可归入“性工作者”的皮肉生涯,却在色艺修养上品阶早分高下。高层点的青楼女子回旋于士林,总是妙语连珠,极尽文采,不象近代城市妓女被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贬低成沿街拉客的肉票,性病传染的媒介。且不说晚明柳如是的风华绝代,即如秦淮河上的李香君和董小宛,也是情辞联署一来一往的好一番测试登门而上的雅士,才肯以身相许,结识的全是一时之选的文坛领袖,正如欧式沙龙里离不开俊俏优雅的女主人。假设当今大学文学系教授要想去买个诗酒风流,恐怕也许早因对不出联语被痛扁出门。青楼女往往在节气上不亏士人,如明末清军铁骑直指南都,柳如是与钱谦益相约投水殉明,船行至湖上,钱老以手试水,心中一凛,幽幽说到,水寒彻骨呀!若按蒙太奇的手法,钱老英烈的自杀身影突然改成了掉头泊岸那船头柳氏黯然的眼神,名士的脸这回真算是给丢尽了,尽管陈寅恪说钱老忍辱含垢,图谋复兴,可叹可敬,如果他仍还有苟活的理由,我猜也是在柳豪杰略含鄙视的眼光俯视之下,眼皮子肯定抬不起来。看来在江山易主的关键时刻,江南第一名士的偷生映衬出的反而是知己红颜的凛然。

“绅士”不愿赖在城里,老往乡下奔,意味着城市的人群向下流动,不断给乡村注入活力,这是科举制的功劳,入朝当官只是个门面,终老还得靠乡下的积累,于是边缘小镇风情就自然沾染了城市的富足闲适,却洗去了它无度的奢靡烦嚣。这些人生活太闲适了难免招人吃醋,近代革命造的就是这帮人的反。毛泽东好象说过,什么叫“革命”,就是农民终于可以在富家小姐们的床上滚上一滚。滚来滚去,最后是“绅士”被滚出了乡村。新型教育也帮着农民在滚跑“绅士”,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只管城里人,科目训练也都是让学习的人准备留在城里的,不象科举的设计虽总为当官的人着想,却预留了乡村人材的储备,比如考不上进士没机会入城的秀才,就沉淀在基层当起了“绅士”,也许比不上那些在城里当大官回乡的老爷,毕竟也是头上戴着儒冠,可以免交税款的上流人物。革命把“绅士”滚进了城里,尽管他们西装革履,成为疑似西式的“小资”,却犹如斩断了上下流动的源头活水,活水流不到,乡间萧索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的模糊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恰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