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士大夫理学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2010年11月19日 14:35 光明日报

核心提示:其实,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是包括两个问题的学问,一个是“身心之学”,其思考的重点是个体存在及其生命意义的问题;一个是“性命(理)之学”,其思考的重点是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问题。当然,由于儒学是一种所谓的“内在超越”的学说,所以宋儒的身心之学与性命(理)之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09月28日第12版,作者:朱汉民 赵令欢(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题:《理学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理学的学术宗旨是什么?理学家们往往将自己的学问理解为对身心性命等根本问题的追求,以区别于汉学对考据训诂的追求。后来学界认同了这一看法,清代学者茅星来编《近思录集注》十四卷,作《后序》说:“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言程朱之学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轻重长短者也。”其实,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是包括两个问题的学问,一个是“身心之学”,其思考的重点是个体存在及其生命意义的问题;一个是“性命(理)之学”,其思考的重点是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问题。当然,由于儒学是一种所谓的“内在超越”的学说,所以宋儒的身心之学与性命(理)之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

身心之学的“身”是指个体自我的一己之身,“心”首先也是指个体意识的精神世界。所以,身心之学的思潮总是与那个时代的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化有关。事实上,宋明时代的理学思潮之所以把理论思考的重点放在身心问题上,是与这个时代士大夫强化的自我意识与崛起的主体精神有关。两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醒目的现象,就是士大夫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与追求“孔颜之乐”的自我意识,他们推崇的“圣贤气象”,则浓缩了这种强化起来的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正是在这一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下,个体自我亦成为宋儒思考的重点问题。

许多人认为,理学是一种强化政治伦常秩序、以僵化的“天理”压制个体存在的政治伦理学说,故而将理学看作是以社会群体秩序压制个体自我的社会意识形态。应该说,维护社会伦常秩序确是理学的主要文化功能。但是,理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崛起之时,能为个体自我提供生命意义与安身立命的依据。所以,在宋明儒家那里,“自我”以及与“自我”相关的身心问题,一直是理学思想体系中的重大问题。

初看起来,“理”、“气”、“性”等抽象的哲学范畴是理学体系的基础。其实,这些范畴只是“自我”的形上依据,在理学思想体系中,“自我”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张载是理学奠基人,其《西铭》向来被看作是理学经典。确实,张载在《西铭》中论述家族伦常、政治道德等人道时,处处体现出乾父坤母、天人一气的社会关切与宇宙精神。但是,我们细读《西铭》时会发现,文中无处不在地透露出作为个体自我(“吾”)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存在意识。他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我们看到,“吾”在这个天人一体的人文秩序与宇宙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吾”是宇宙体系中“混然中处”的核心,“吾”不仅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与父母君臣息息相关,甚至“吾”的身体可以包括“天地之塞”的世界万物,“吾其性”可以主宰天地万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自我”并不是所谓社会之“自我”、宇宙之“大我”的虚拟词,而恰恰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感性自我,这个“自我”也追求人世间的富贵福泽,可能要面对人生的贫贱忧戚,更加重要的是他要面临生死存没的终极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西铭》中的宇宙意识、宗法政治观念是建立在宋代士大夫个体化的主体精神与自我存在意识基础之上的。

宋代士大夫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体现在生活实践中,就是表达出对“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人生追求,努力追求自我身心的安乐、闲适、洒落、自在。宋儒普遍地关注个体存在的身心问题,追求身心的安泰与自在,应该是与这个时代士大夫崛起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有关。理学家群体既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又是一个标榜自我身心安乐(即追求所谓“孔颜乐处”)的群体。

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体现出悠然自得的圣贤气象,他教二程兄弟“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亦体现他对身心安乐的不懈追求。周敦颐创建了一个以无极、太极为世界本原的宇宙本体论体系,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体现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立人极”,则是他所思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以,与个体自我相关的“身”、“心”问题,也是周敦颐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周敦颐在这里提出了“身安为富”的重要观点,而“身安”的追求正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追求身心舒泰的自我意识,如果说“道充为贵”体现道济天下的社会价值意识的话,“身安为富”所体现的则是个体安泰的自我存在意识。要如何才能达到“身安”呢?周敦颐认为“身安”离不开“养心”,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他将“养心”与“存人”联系起来,因为“养心”能够使人免受情欲的主宰,达到超脱、洒落、愉悦的精神境界,故而“养心”对“身安”、“存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后,宋儒均是沿着这种身心互动、养心以安身的途径建构身心之学,并把追求个体身心之乐,作为人生终极目标。

宋儒以身心与性理的贯通为依据,倡导“定性”、“复性”、“明心见性”等身心修养工夫。宋儒经常讨论的“圣贤气象”、“孔颜之乐”、“曾点之志”,总是强调这种人生境界实现了个体身心与德性天理的贯通,即达到了天人一体的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不但具有内心的从容洒落、充实愉悦,同时还能充满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对天下的经世情怀。